封建思想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在《武帝纪》中记载曹操破袁绍后，交待五十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丕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的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

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频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自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书中记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禾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旷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经学思想

《三国志》蕴涵了丰富的经学思想。魏文帝“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在曹魏时期，经学仍然被列于学官。曹魏政权的一些著名官员如荀彧、王朗、王肃、陈群等都是儒生。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到，儒家与法家在面对当时的同样的社会问题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以及注释者裴松之也都在行文中从经学的角度对曹魏政权的某些制度进行了批评。

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到，明主与一流谋士的搭配成为了改变当时各种社会局面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些谋士的筹谋下，明主们才能趋吉避凶。这些一流的谋士即是当世的俊杰。在汉末乱世，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各路地方势力都想通过招揽人才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竞争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士人也同样辗转于各路地方势力之间，希望可以安身立命。这些士人多以谋士的专业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三国时期的谋士们不但被历史所记载，而且被世人所传颂。无数的后来之人以他们为人生榜样。与此同时，天时是瘟疫爆发的主要原因。面对瘟疫，明主应该调整自己的治国理政策略，与民休息。

据《三国志》记载，许多地方政治势力如孙策、刘备等都曾试图奉迎汉献帝。而如何才能平定天下是明主与谋士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文与武是两种不同的征服天下的方法。在对其他地方势力进行武力征讨的同时，曹魏政权也非常重视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曹操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曹操从来没有否认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国家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有利于百姓之间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百姓避免牢狱之灾。

叙事结构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以国别分述三国历史，没有为蜀、吴设“纪”，而是以“传”命名。但是实际上《蜀书》中的《先主传》《后主传》，《吴书》中的《吴主传》《三嗣主传》相当于蜀、吴的“纪”。这种书法虽然经常为后人所责难，但是“至于以魏为正统，乃是西晋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谓‘正统’的是非，我们今日也不必去管它”。况且，这是陈寿在清楚认识到由群雄纷争到三国分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前提下，结合历史现实以及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特点，创新地采用国别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体例，扬长补短，巧妙地规避了单独使用一种体例带来的弊端。一方面，陈寿将魏、蜀、吴三国历史分为三条主线来叙述，每条主线又以“纪”为叙事主线，辅以其他传记补叙，逐条细化，从而更好地俯瞰由汉末群雄纷争到三国分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另一方面，同一个战争事件采取多条叙事线索相互补充，呈现立体、多层次的战争，概括起来就是三方战事的多条叙事方式。

陈寿写《魏书》不是从曹丕代汉写起，而是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写起。《蜀书》首篇不写刘备，而是写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吴书》首篇写孙坚、孙策而不是写吴主孙权，又为刘繇立传。陈寿此举，刘知几颇有微词，认为他“不遵恒例”。其实，陈寿这样写的目的是追述三国的来源，反映的是天下由合到分的过程。而且，三国分立不是历史的常态，三国鼎立的最终走向是统一。观三国历史，可将其按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90年至公元207年），即群雄割据时期，记事主要围绕董卓、曹操和袁绍三人展开，而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战事是重中之重；第二阶段（公元208年至公元229年），即三国鼎立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描述魏、蜀、吴三国混战，此消彼长，平衡局势之下，三国鼎立局面最终形成；第三阶段（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即三国由对峙走向统一的阶段。前两个历史阶段的描写揭示了三国鼎立局面为什么形成，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描写探讨了曹魏为什么能统一三国，以及司马氏代曹的原因。前两个历史阶段集中了三国时期最为激烈的战争，陈寿对这两个阶段的战争描写也极其精彩，看似是全书描写的重点。第三阶段由于史料缺乏，陈寿对战争描写着墨不多，但承载的信息量大，历时51年，占了三国历史的一半。由此可见，陈寿叙述的是三国由对峙走向统一的历史。

陈寿将魏、蜀、吴三国当作相对独立、互不统属的个体，平等对待，记载平行的三国历史。《蜀书》中的《先主传》《后主传》，《吴书》中的《吴主传》《三嗣主传》相当于蜀、吴的“本纪”，陈寿在《魏书》《蜀书》《吴书》三书中以三国各自的“本纪”为纲，分别为魏、蜀、吴三个政权及其将士作传，以单传、合传、附传的方式记载这时期重要历史事迹的相关人物。通读《三国志》一书，魏、蜀、吴三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战争莫过于统一北方的官渡之战，决定南北对峙的赤壁之战，决定东西疆域的猇亭之战，决定蜀国兴汉大计的诸葛亮五次北伐，打破三国鼎立局面的曹魏邓艾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以及司马氏南下讨吴的战争。例如，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是此次战役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陈寿在《武帝纪》当中以时间为线索完整记载了官渡之战的起因、经过、高潮、结局。但是，本纪中的记载较为简略，其中战略布局、战术的使用、战争双方的对峙情形、战争后曹操对袁绍集团的乘胜追击、斩草除根等细微之处，陈寿巧妙地将其放在袁绍传、关羽传以及荀彧、荀攸、贾诩、曹仁、张郃、徐晃、张辽、乐进等谋臣或将军的列传中，通过详细描写他们在战争中的言行，将曹操与袁绍之间的较量做了有条有理的补充，以互见法的方式描写战争全貌。

“铨叙可观”是《三国志》的另一特色。陈寿对史事的安排颇为严密。同是一事，详于此则略于彼，略于此则详于彼，少有重复。三国鼎峙之际，许多史事事关三国，如果不能前后贯通，就会繁冗芜杂。陈寿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凡见于《魏志》的，则《吴志》《蜀志》不重出；反之，凡见于《蜀志》《吴志》的，《魏志》也不重出。因此，《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前后矛盾的很少。

据事直书

首先《三国志》的据事直书表现在正视三国分立的事实上。西晋政权是继承曹魏而来的，因此，西晋时期的中原人士在谈论三国时期的历史时，往往都以曹魏为正统，而视蜀、吴为伪国。也就是说，他们只承认有魏，而不承认三国分立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陈寿虽然是西晋的大臣，却与人们的普遍看法不同，他视魏与蜀、吴为对等的国家，肯定三国分立的客观事实，所以他要把自己撰述的反映三国时期历史的著作取名为《三国志》。

可以说，《三国志》的问世，不仅打破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以一国为史的做法，是纪传体撰述方法的一大突破，而且若结合陈寿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无疑也体现了作史者的大无畏精神和据事直书的作史态度。对此，清代史家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三国志辨疑序》中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当时中原士人，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认为陈寿这种“引魏以匹二国（指蜀、吴）”的做法，“其秉笔之公，视南、董（指春秋时敢于直书的史官南史和董狐）何多让焉。”

其次，《三国志》的据事直书表现在评论人物上。陈寿作为史家，又曾长期担任本郡中正官，因而评论人物是他的长处。正因此，《三国志》一书不但重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而且其评论大多都比较中肯。而这种对历史人物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无疑也是《三国志》据事直书精神的一种体现。如《三国志》评论曹操，肯定其“明略最优”，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论刘备，认为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但是，“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论孙权，肯定其“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评论诸葛亮，肯定其“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而“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评论关羽、张飞，认为他们“皆称万人敌，为世虎臣”，然而关羽“刚而自矜”、张飞则“暴而无恩”，他们最终“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如此等等。以上这些评论可以称得上是公允、公正的。

整体而言，陈寿修史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尽量做到如实记录。比如在写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为了避讳直接写明曹操的政治意图，便通过董昭等人的做法暗示。又如在写刘备、诸葛亮时，陈寿虽对蜀汉怀有故国之情，却没有因此掩饰两人的过失，将刘备因私人恩怨杀张裕，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情都如实记录下来。有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很多，陈寿只选取真实可靠的说法记录，比如写孙策之死，当时有很多荒诞的说法，但陈寿只记录了孙策被刺客重创而死。

人物刻画

《三国志》行文中绝少用到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多用他人的语言或对话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袁绍传》中袁绍与刘延一役，沮授谏袁绍曰：“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陈寿借沮授之言反映颜良虽骁勇却心胸褊狭。官渡之战伊始，沮授又谏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急战，北利在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借沮授之口表明战争双方的优劣和战略方针。从袁绍一方来说，宜先采用持久战，然后出奇制胜，不可冒进，“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两段谏言足见沮授作为一名谋士的能谋善断。至于袁绍的外表宽容、内多猜忌、表里不一，陈寿除了从侧面描写他三番四次拒绝沮授的言行之外，还用田丰临终之言表现出来，“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官渡之战前后，对于袁绍的行为，陈寿评曰：“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可谓切中要害。

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取材就十分精审，不嗜博好奇，往往通过选取几件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性格和特征。比如《张辽传》，陈寿抓住张辽生平中关键性的几次事件加以描绘，勾勒出这位将军独有的性格特征。陈寿开始写张辽与夏侯渊包围昌豨，久攻未下，食粮将尽，众将提议撤兵，独张辽发现昌豨有降意，正在犹豫，可以争取，便假传曹操旨意，冒险上山劝说昌豨投降，最后取得成功，劝降行为凸现张辽的智勇；接着描写张辽面对突然出现的叛乱，“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陈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只用几十个字就将张辽的沉着冷静、当机立断的具体神情刻画出来。在破合肥之围的战役中，更显示出张辽的大将风范，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

《三国志》虽然高于其他各史，但相对前四史的其他三史而言，是有明显不足的，其中许多问题，都曾受到后人的责难和批评。《晋书·陈寿传》记载了这样两件事：一是说陈寿要丁仪、丁廪的儿子给他一千斛米，如果照办，可考虑为他们的父亲作一好的传，但丁没有给，陈寿也就没有为丁仪、丁虞立传。二是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杀了马谡，陈寿的父亲也被剃发受罚。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一向看不起陈寿，陈寿因此衔恨。所以说诸葛亮将略非所长，没有应敌之才；说诸葛瞻只是工于书画而已，“美声流誉，有过其实”。对这两件事，前人多有辩驳，其中王鸣盛、赵翼、潘眉为陈寿辨护尤力。但无风不起浪，陈寿所记的人或事，许多与自己相关，《三国志》中有诸多人尽皆知的曲笔同护，陈寿因个人的恩怨好恶，作不公正的褒贬是完全可能的。 陈寿撰著《三国志》，虽说“事多审正”，下笔不苟，但由于他身仕晋朝，所以于魏、晋鼎革之际，不得不多有回护。又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情形完全相同，要为晋回护，就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因而在《三国志》尤其是《魏志》中，陈寿常常使用回护的书法。如汉献帝被迫禅位于曹丕这件事，《魏志·文帝纪》是这样记载的：“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似乎汉帝的让位完全是出于主动，没有任何胁迫的形迹。又如魏少帝高贵乡公曹髦欲诛司马昭，反被昭党成济所杀，出自陈寿笔下，也就成了是曹髦想谋害太后，以至于“自陷大祸”，而且是罪恶昭彰，死有余辜。再则这件事完全是成济等人的“干国乱纪”，与司马昭毫无干系。此外，叙魏与蜀争战，也是讳败夸胜。

《三国志》对史事“多有回护”也是客观事实。《三国志》重教化，时人称其“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陈寿传》正因此，书中用了不少隐讳的笔法来偏袒统治者。如汉献帝被迫禅位于曹丕，《魏志·文帝纪》却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辞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这似乎在告诉人们，是汉献帝主动将皇帝的位置让给曹丕的。又如魏齐王芳被废，事实上是司马师的主意，《齐王芳纪》对此不予记载，而只说是太后下令，以齐王芳无道不孝而被废。又如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所杀，《三国志·少帝纪》只记“五月已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字里行间，绝对看不出高贵乡公被杀的迹象。倒是该《纪》记载了太后之令，说是高贵乡公悖逆不道，死后以庶人之礼埋葬。又如对司马氏政敌曹爽、何晏等人，《魏志》对他们极尽丑化之能事，而且何晏作为一代学者，《三国志》竟然没有给他立传。相反，像刘放、孙资之流，本是奸邪之人，仅仅因为他们有功于司马氏，为司马氏亲信，《三国志》不但为他们作了合传，而且给予了不实的赞誉。

《三国志》自撰出后，受到历代研习者的赞誉。陈寿之世，当时诸家叙三国史事之书，自《三国志》行世而渐至湮没无闻。

《三国志》为魏、蜀、吴三国各写一书，这在纪传体史书中可说是一种创新。陈寿以“三国”为书名，即表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同时，全书采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各书虽“纪”“传”名目有异，但蜀、吴诸主“传”皆与“纪”基本相同，而这种编纂体例颇能反映三国历史的实况。陈寿三国并书的先例一开，对后世影响甚大，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就是仿照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辽、宋、金三史，亦是仿陈寿、李延寿之意而定其体例。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不仅记录了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影响，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物，而且还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书·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作为集三国时期各国大事为一体的正史之一，《三国志》继承并发展了《史记》《汉书》的民族书写传统，为少数民族独立作传。除《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一少数民族专传外，《三国志》其他传记中也有多处涉及少数民族内容，全书总体呈现出详略有序、彼此呼应的民族书写格局。可以说，《三国志》补充了汉末魏初至晋武帝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互动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记录了少数民族当时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过程，是研究三国时期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正史文献，亦可从中体察出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

《三国志》书成之后，对后世影响深远。南朝宋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中曾辑录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从李商隐的诗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骄儿诗》）看，晚唐时期三国故事已深入民间。宋朝的平话、皮影戏、傀儡戏等也有三国故事的说唱表演。相传元朝杂剧中的三国故事戏，竟多达五十种。以后元、明之际的罗贯中，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参照历史资料，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写成《三国演义》。由此可见《三国志》长期来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影响。

西晋尚书郎范頵：“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北魏崔浩：“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固）、史（迁）以来，无及寿者”。

南朝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南宋叶适：“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倡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回也”。

清朝潘眉《三国志考证》：“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潜研堂集·三国志辨疑序》：“予性喜史学，司、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哗）、欧阳（修）”。

现代历史学家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由于《三国志》的撰著，所凭借的史料不充足，因而记事颇为疏略，特别是其中的《蜀志》，内容更显得过于单薄。尽管陈寿费尽心力，连零篇残文也予以注意，但在书中仍不时反映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窘。所以事隔一百多年之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针对陈寿之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缺憾，裴注与以往重在训释文义的史注不同，而着力于史实的增补。从元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起，为了完成皇帝的托付，裴氏“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务在周悉，终于在元嘉六年七月，完成了《三国志》注的工作。

裴氏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将自己超过于正文三倍的注文归纳为四类，“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漏显然，言不成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其后，四库馆臣又将裴注的内容综约为六端，所谓“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不过是对裴氏自述的重新分合。也就是说，裴注的主要工作，是补充原书记载的缺漏和简略，对于各种不同的说法，则兼收并蓄，以备异闻。同时，对原文中明显的错误，也根据其它材料予以订正，并问或对陈寿的记载和所援据的其它资料的得失长短作出评议。

裴注博采群说，包罗宏富。自清代以来，很多人都对裴注的引书作过统计，虽互有参差，但相去不远。大略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一十多种，除去与“史家无涉者”之后，尚有一百四十余种。过去的学者评议裴注，贬抑的说它甘苦不分、繁芜无断；褒誉的说它综核精严、博赡可观。平情而论，裴注确乎有嗜奇爱博之病，乃至多凿空语怪，但它网罗六朝旧籍，不仅宏富可观，而且首尾完具。现在这些材料已十不存一，所以裴注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是大有功于后世的。

陈寿《三国志》自成书以来，经过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流传，产生了诸多版本，其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从最初的手稿到西晋内府的抄本，宋代以前，一直是以抄写形式流传的。现存两晋及唐代写本《三国志》残卷六种， 分别收藏于中国大陆和日本。宋代以后始有刻本，则是《三国志》流传的主要形式，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三国志》的版本体系。

《三国志》最早刊刻于北宋咸平初年，由国子监进行，史称“监本”。监本 有大、中、小字三个版本，通过监刻其他史籍和监本《三国志》的翻刻本可以得到佐证。但是，咸平监刻《三国志》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南宋覆刻本和后世的翻刻本。

清代以来被认为是北宋“咸平监本”《吴书》，实际上是北宋末南宋初国子 监覆刻咸平监本的递修本，最晚修补刷印于孝宗朝。但《吴书》仍可反映北宋监刻小字本的面貌，所以仍然弥足珍贵。源于北宋监本《三国志》的有南 宋绍兴衢州刻本和南宋宁宗时的建阳刻本，是为南宋及其以后《三国志》流 传的两个版本系统。二本都源于北宋咸平监本的中字本，但是，衢州本成为南宋监本，是为官刻，为明代以后包括南、北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刻本的 源头，建刻本则是坊刻本，并成为元代大德刻《三国志》的底本。

元代《三国志》只有一刻，那就是大德十史本，由池州路儒学负责刊刻， 因此称池州路儒学本。明代私刻《三国志》主要有万历吴氏西爽堂刻本，陈仁锡评、明天启云林积秀堂刻本，

崇祯十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其中毛氏汲古阁本流传最广，对《三国志》的流传贡献很大。

清代武英殿《三国志》乃以万历北监本为底本刻梓，成为清代乃至民国以后《三国志》版刻系统的主流。清代以来《三国志》版本较多，流传很广，但大都不出武英殿本之外，只有金陵书局本乃以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本为底本翻刻，也比较流行。

现代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

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

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

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

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

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的人很多，清人用力尤勤。杭世骏、侯康、赵一清、梁章桁等人都补注过《三国志》。近人卢弼撰《三国志集解》一书，为迄今最详尽的注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较好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1982年再版的点校本。选本有《三国志选》，缪钺选注，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是较权威的一个选本。

整理类

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年，繁体竖排，陈乃乾点校）

简体字本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国志》（同上 2000年，横排）

邹德金编《裴松之注三国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12）

杨耀坤、揭克伦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巴蜀书社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

普及类译本

中文最早的翻译本是1980年由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译的《白话三国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十几种译本。

1、王静芝等译《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80年2月，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2、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底本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3、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4、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5、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2月，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6、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7、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8、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9、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1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无注释）。

11、梁满仓、吴树平等注译《新译三国志》（三民书局出版，2013年5月精装，仅翻译了“陈志”）

12、学者杜小龙译《三国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译》（团结出版社，2019年4月，全译了“陈志”和“裴注”）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

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他与李密皆师事谯周，初仕蜀汉，历任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等职，入晋之后任著作郎。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攥写《三国志》，历时十年方完成该书。